围标串标作为招投标领域的毒瘤，其认定标准需穿透行为表象直达法律本质。这种行为通过人为制造虚假竞争破坏市场机制，其违法性认定必须建立在严密的法律逻辑与证据链条之上。

主体关联性审查是认定围标串标的首要环节。根据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九条，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个人编制、委托同一人办理投标事宜、投标文件混装等情形，构成违法行为的初步证据。司法机关需重点核查投标人间是否存在股权关联、实际控制人重叠、资金往来异常等实质性关联。通过穿透式审查，可有效识别以表面独立身份掩盖实质串通的行为本质。

行为异常性分析是构成认定关键要件。异常报价规律、技术方案雷同、文件错误高度一致等技术特征，往往成为突破串通合谋的重要切口。投标保证金来自同一账户、投标文件生成时间序列异常、电子投标IP地址重合等数字痕迹，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证明价值。这些非常规行为特征形成的证据链，能有效证明当事人存在意思联络与行为配合。

法律后果判定需构建双层责任体系。单位作为组织体实施围标串标时，除承担行政罚款、列入失信名单等处罚外，还需依据《刑法》第二百二十三条追究单位刑事责任。对决策层及直接责任人，应同步适用从业禁止、罚金刑等个体化惩戒措施。这种双罚制既打击违法单位组织体，又形成对自然人的行为威慑，实现法律责任的全覆盖。

电子招投标系统的全面普及为违法行为认定提供新路径。区块链存证技术可固化投标文件形成过程，大数据分析能实时监测报价离散度异常，人工智能算法可识别隐蔽的关联关系网络。技术手段与法律规则的深度融合，正在重构围标串标行为的认定范式，为净化招投标市场注入新动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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